今天,经济一体化已成风靡世界之势,与之相伴随,某种世界性政治、世界性技术、世界性生活方式至少也已开始呈现。另一方面,正是出于对经济、技术以至政治的全球化将导向多元文化局面的丧失这一趋势的关注和担忧,许多人也在极力倡导和保卫着世界上的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生活方式的价值。同时则对上述一体化潮流持一种审慎甚至防卫性的姿态。但是,在对上述一体化所可能具有的损害文化多样性的后果保持必要警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坚持多元文化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就要否认不同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共通性,更不意味着就要排斥各种不同的文化都可参与其中的世界性公共领域。在此具有“辨证”意义的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保持,实际上恰好要依赖于它们之间的一种最基本的共通性,依赖于一种容纳和维护人性和文化的多样性的公共生活领域。如果在事实上不能要求人们对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价值本身有一种普遍的体认与践行,那么至少也必须要求人们对某种人类基本伦理规范的共同认可和遵守,才能有效地防范和避免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局面遭受各式各样的文化极权和文化间对立、冲突所带来的威胁、破坏以至毁灭。

    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即使在世界上发生了“9. l1”事件及其以后的一系列惊人冲突与变故之后,我们依然有(甚至是更加有)重提“全球伦理”的必要。本文以下就将围绕“全球伦理运动”的中心旨趣,着重考察印度教的有关传统对“全球伦理”的理论构建和有效实施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作用。

    一、“全球伦理运动”的缘起

    全球伦理运动是在人类面临现代性的信仰失落、道德沉沦、民族与宗教冲突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境一下,由基督教神学界所发起、得到世界上各宗教门派广泛响应、且在世界政治生活中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关于人类最基本和共同伦理的讨论、构建、认同和实行的运动。世界的问题需要世界性的合作来解决。非常明显,该运动的目标就是想通过信仰的力量来为日益漂浮无根的人类道德奠定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借此从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的层面来有效地回应上述世界性困境。

    全球伦理运动有着自己的某种非此不可的理论根源和社会背景。

    截至上世纪初,在对待人类世俗事务的态度上,西方(新、老)基督教会都是偏于保守的。他们强调神人之间的绝对界限,要求信徒无条件地服从《圣经》中的上帝之道,而对人类生活的具体处境缺乏足够的关注,对其它各种宗教和世俗学说亦持严厉的批判立场。但是,面对大海落潮般的世风,基督教神学界不得不深刻反省自己的立场,并开始主动正视和接近自身也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现代困境,以图通过进入世俗社会而力挽狂澜、改良世风。这种态度转变的最典型代表,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神学家卡尔.巴特(1886—1968),他在晚年开始缓和其僵硬的观点,从强调“神人之间无路可通”,转而同意上帝也有人性或朝向人的一面。另一位极有影响的神学家保罗.蒂里希(1886—1965)则在理论上大力阐释其熔宗教与文化于一炉的‘文化神学’,提出追随上帝之道就是要在生活中摆脱同自我、同他人、同世界、同存在的疏离,并且在实际上也开始同佛教进行对话。德国著名神学家、图宾根大学教授孔汉思(Hans Kueng)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和世俗意识形态之间的积极对话与合作。这代表了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神学家反对唯我独尊的排他主义并寻求与其他宗教合作的观点。在天主教方面,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宣布的革新与开放方针及其以后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则反映出了天主教神学界承认其他宗教中的真理、以多元对话代替唯我独尊、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的强烈倾向。

    在西方,至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危机引起了越来越紧迫的关注。在努力维护传统道德、阻止道德沦丧的社会运动中,基督教会成了一支主要的力量。面对世界上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基督教会也将解救之方诉诸各种宗教、各种文明所都具有的基本伦理准则。而在伦理道德这一相对于其上的宗教生活和其下的物质生活而言“处中”的层面,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之间就具有更多的人性上的共通性,因而就具有更良好的对话与合作的前景(与之相比,宗教上的名相分歧和物质上的利益纷争则是难以调和的)。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之下,以德国图宾根大学孔汉思教授和美国天普大学斯威德勒教授(Leonard Swidler)为代表,一些著名的西方神学家发起了“全球伦理”运动。该运动的里程碑式成果,是在1993年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所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可以说,该宣言是国际宗教界对世界性民族和宗教冲突和对传统道德之失落的一种及时而富有远见的回应。该宣言的宗旨,就是要在这个道德沉沦的世界上,在宗教的差异会被用来为冲突和对抗辩护的情况下,强调基本道德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展示基本道德在不同宗教中的深层基础以及各种宗教平等对话、和平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