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国家与媒体突然使劲追捧印度,毫不吝惜溢美之词,推崇“印度模式”,并且还有意无意和被其时贬时褒的中国相比较。西方国家高层更是频繁造访,争先恐后地与印度建立各种“战略伙伴关系”,一时间令人眼花缭乱。而印度也在赞美声中,自我感觉良好,似乎它已真的成为了一个自己一直追求的“有声有色的大国”。

    无疑,这些年印度的进步有目共睹。自1991年拉奥政府实施改革以来,印度年均GDP增长达6. 1%,最近3年则超过了7%。在社会政策方面,印度实施“低水平、广覆盖”的公共服务政策,国家提供免费的初级医疗和教育服务。除此之外,印度的法律体系比较健全,股票市场比较稳定,银行系统比较发达,绿色GDP的比重也比较高。还有,软件产业发达,印度也搞出了技术还不够成熟的核弹、导弹和卫星。这些成就加上西方的溢美,使印度的大国意识急剧膨胀,并且不顾自己经济技术水平尚较后进的局限,要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事实上,印度要赶上世界的先进和发达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感性认知上说,当进入印度境内的第一个印象是有点令人失望的,与其“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反差让人吃惊。而当人们沉下来研读各种资料时,更会感到真实的情况与西方媒体的渲染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首先,印度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种族等矛盾,已成了印度发展的软肋。目前,印度境内活跃着数十个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它们有的要闹独立,有的号召为宗教而战。这些组织及其活动对印度中央政权形成很大掣肘,致使中央政权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很难顺利落实,有的干脆夭折。据统计,最近10年印度死于恐怖暴力的人数已超过了3次印巴战争的死亡人数,而近期在德里、孟买等地连续发生的恐怖爆炸事件,可以说也是这种矛盾的表现。

    其次,刚性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发展的另一障碍。印度种姓制度产生出来的阶级或阶层的固定性和其社会地位及职业的世袭制,以及不同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不可以有任何社会交往的做法,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创新和进取。它使人们不会对人力资本进行积极投资,因为即便非常优秀的人才,他也只能做相应种姓可以做的事情。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印度人口中识字率很低, 30%以上是文盲,其中男性文盲达20%, 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仅为61%,只有47%的儿童能读完小学。这就导致印度底层劳动者技术能力较低,以致印度虽然参加国际软件分工,却不能大规模地参与制造。此外,这种制度既使普通劳动者失去创造财富的动力,也使大部分底层劳动者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种姓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极力鼓吹“转世说”,让人们安于现状,满足现实,循规蹈矩,这样来世就可投生到更高的种姓阶层中去,过上美好的生活。不管是城市,还是种姓制度尚未被触动、拥有总人口75%的农村,对这一说教都笃信不疑,于是众多的有才华者的前程也就在这种制度中被断送了。

    第三,印度的民主制度和司法体系并不像西方所称赞的那样令人羡慕。印度的民主是由少数精英阶层和利益集团所左右,民主并没有带来自由,反而带来了诸多约束。另一方面,泛民主化更多地是印度的常态,往往是有民主无集中,有监督难决策,有计划不落实,各种议案议而不决,决而难行。印度的法律体系虽然比较健全,但却是有法律不执行,腐败严重。地方发生纠纷人们不轻易去找法院,因为法官的办事效率出奇低下是有名的。美国《外交》双月刊2006年7/8月一期刊登的《印度的崛起》一文转引政治学家梅赫塔的话说:“印度民主制度中的政客们会‘俘虏’官僚机构,利用这一体制来为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创造工作岗位和收入。印度的国家机构已经不再生产公共产品,而是为控制着它的人们带来私人利益。因此,印度的国家机构已经‘充满了不正当的激励机制……以致问责制几乎不可能实现’。”